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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法律援助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作者:徐立志
法律援助是司法中为保障公民平等行使权利而对有困难者给以减、免有关费用等特殊帮助的制度。[1]一般认为,这种制度最早起源于15世纪的英国,以后逐渐发展到各个国家,对此似乎没有异议。但中国法律援助最早出现于何时,后来是如何发展的,却一直不够清楚。有关著述谈到这个问题时,大都认为中国法律援助制度产生于1949年以后,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出现的有关规定和制度作为中国法律援助的开端。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这种看法不符合历史事实。和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法律援助作为一种体现近现代法制文明的制度,在中国近代就已出现,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
    
    
    
     一、清末法律援助制度的出现
    
    
    
     从有关事实看,中国法律援助制度最早出现于清末。清政府在进行法制改革,引进西方司法制度的过程中引进了西方的法律援助制度。
    
    现在所见最早涉及法律援助的材料是光绪32年4月2日(1906.5)修律大臣沈家本关于进呈《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的奏折。《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是沈家本主持拟订的中国第一部近代性质的诉讼法草案,沈家本在说明草案内容时写道:
    
    “其中有为各国通例而我国亟应取法者,厥有两端。一,宜设陪审员也……。一,宜用律师也。按律师一名代言人,日本谓之辩护士。蓋人因讼对簿公庭,惶悚之下,言词每多失措,故用律师代理一切质问对诘覆问各事宜。各国俱以法律学堂毕业者给予文凭充补是职。若遇重大案件,则由国家拨予律师,贫民或由救助会派律师代伸权利,不取报酬,补助於公私之交,实非浅鲜。”[2]
    
    文中所说“由国家拨予律师”,是指有些国家实行的对可能判处一定刑罚以上的刑事案件,若被告没有聘请辩护人,由法院为之指派辩护人的制度;而其后所说由救助会派律师为贫民代伸权利,则是指许多国家实行的法律扶助制度,即由专门办理法律援助的民间机构安排律师,无偿为贫困者提供诉讼帮助。这两种做法都属于法律援助的范畴。虽然沈家本主持拟订的这部草案中尚未出现关于法律援助的具体规定,仅强调对于当事人既未聘请律师又不熟悉法律的刑事案件,承审官必须秉公审讯,[3]而这部草案由于种种原因也最终没有颁行,上述材料至少说明,清朝负责法制改革的官员对当时实行于西方和日本的法律援助制度已有所了解,并予以肯定。因而其后不久,法律援助的内容便出现在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法律草案中。
    
    目前所见最早出现法律援助内容的法规,是光绪33年2月(1907.3)直隶总督袁世凯主持制定的《天津府属试办审判厅章程》,这是清政府为在地方试行近代审判制度而制定的法规,其第144条规定对诉讼中贫苦当事人实行减免诉讼费的制度。[4]而中国近代第一个规定法律援助制度的全国性法规,则是光绪33年11月(1907.12)颁布的《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这个法规是在清朝决定模仿西方建立近代司法机构,实行司法与行政分立后制定的。当时通过机构调整,已确定法部为中央主管司法行政的机关,大理院为最高审判机关,并由这两个机构制定了二者间的权限划分办法。此外还在天津进行了设立地方审判机构的试验,并于光绪32年10月(1906.11)颁布了大理院制定的《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对大理院之下京师各级审判机构的编制和审判权限作了规定,计划先在北京建立地方各级审判机构,尔后逐步推行到各地。为使新的审判机构有所遵循,在新诉讼法一时不能颁行的情况下,制定公布了此章程。该章程由法部拟订,共5章120条。从内容看,是一个兼有法院编制法和诉讼法性质的暂行法规。[5]《章程》第86条关于诉讼费有如下规定:
    
    “凡诉讼费用除随时征收者外,其余於本案完结宣示判词后,综核其数,限期征收之。但实系无力呈缴者,准其呈请审判厅酌量减免。”[6]
    
    话语虽简单,但明白无误地规定在司法中对贫穷当事人实行减免诉讼费,这是各国法律援普遍包含的一项内容。对此,法部在报请朝廷颁布该章程的奏章中曾有说明:“至讼费一节,系比照天津审判现行之例而更从轻。蓋诉讼所用之费取偿于输服之人,乃东西各国之通例,而又有酌量减免之法以救其穷,不知者或且以为垢病。”[7]可见,在《章程》的制定者看来,减免讼费的规定是在实行诉讼收费的情况下对贫穷当事人实行救济的一种制度。
    
    《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是一部在当时就付诸实施的法规,它的出现说明法律援助制度在中国已开始形成。由于《章程》颁布之初,仅北京进行了建立新审判机构的工作,其关于审判管辖的某些规定主要就北京而言,因而暂时只在北京施行。至宣统元年(1909),各地审判机构陆续建立,经宪政编查馆审核,法部又对《章程》作了若干修改,奏准在全国施行。进入民国时期后,由于新的诉讼法仍未颁行,北京政府司法部先后于民国2年(1913)、民国4年(1915)、民国9年(1920)、民国10年(1921)将《章程》屡次修正,呈准施行。直至民国11年(1922)北京政府颁行《民事诉讼条例》和《刑事诉讼条例》后,《章程》方告失效。
    
    在清末法制改革时期,除上述《章程》外,还有3部法律草案中规定了法律援助的内容。
    
    1.《民事诉讼律草案》。该草案由修订法律馆主持,聘日本法学家松冈义正为顾问,按法典的规模起草,拟成后于宣统2年12月(1911.1)奏交宪政编查馆审核,因清亡未能颁行。草案共分4编22章,计800条。其第2编第7章以“诉讼救助”为名,对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作了系统规定。其主要内容如下:①当事人若因支出诉讼费用致自己或其家族窘于生活者可向审判衙门声请诉讼救助,审判衙门可不经言词辩论做出诉讼救助的决定;②诉讼救助的效力包括暂免审判费、承发吏办公费、鉴定人和证人的旅费、居住费、鉴定费,及审判衙门为受救助人指派律师并暂免酬金等;③诉讼救助於上诉亦有效力;④诉讼救助之要件欠缺或已消灭,审判衙门可依利害关系人声请或依职权撤消救助;⑤受救助人有能力缴纳诉讼费用时,审判衙门可因利害关系人的声请命其补缴;⑥因诉讼救助暂免之审判费用可向担负诉讼费用的相对人征收,其余费用可由有关人向担负诉讼费用的相对人请求偿还;⑦外国人以其本国法或有关条约允许中国人在该国享有诉讼救助权利为限,可在中国声请诉讼救助,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权利。[8]
    
    2.《刑事诉讼律草案》,也由修订法律馆主持按法典规模起草,聘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为顾问,拟成后与《民事诉讼律草案》同时上奏,亦未颁行。此草案共515条,分为6编14章。其关于法律援助的内容规定在第2编第2章中,共有3条,规定被告案件应科二等有期徒刑以上刑者,[9]无辩护人不得开公判,其未选任辩护人或所选辩护人不出庭者,应由审判长依职权指定辩护人;遇有被告人未满20岁,或被告人系妇女,或被告人系聋哑,或被告人有精神障碍,或其他审判衙门认为应置辩护人而并未选任辩护人或所选辩护人不出庭者,审判衙门可依职权或检察官之请求指定辩护人;辩护人由审判长就审判衙门所在地的律师或学习检察官、学习推事中选任。[10]
    
    3.《民事刑事诉讼暂行章程草案》,亦由修订法律馆拟订,是一个过渡性的暂行法规草案。民、刑诉讼编在一起,共390条。按当时的安排,是想在民事诉讼律和刑事诉讼律正式颁布前,“将诉讼律内万不容缓各条先行提出,作为诉讼暂行章程”颁布使用,[11]因而其条文多数来自以上两部草案,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与上述两草案基本相同,只是内容较为简略一些。该草案于宣统2年9月(1911.10)拟成后,送宪政编查馆和法部复核,因清亡,迄未颁行。
    
    不难看出,这些草案中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比《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中的规定要详细得多。从草案所附的理由书看,起草者对法律援助制度的认识也有一定的水平。《民诉草案》理由书中写道:“诉讼救助乃准暂缓交纳诉讼费用之谓也。夫国家对於人民应不问贫富,保护其利益。然诉讼行为必需相当之费用,若有权利而贫困之人不能暂缓交纳费用,则无从伸张其权利或加以防御,故古来各国皆有诉讼救助之事”。“诉讼救助之宗旨,在保护有权利而贫困之人”。[12]《刑诉草案》理由书在说明对重大刑事案件的被告和在某方面处于弱势的被告须实行强制辩护时说:“应科死刑、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之案件,关系至重,故必置辩护人以保护被告人”,“二等有期徒刑以下之案件,如事实上或法律上关系复杂,被告人不能亲自防卫者,亦必附以辩护人,以维持其权利利益也”。在谈到辩护人的选任时说,律师虽非司法官,但“其职业之性质有保护权利之义务”,故应承担审判机关指派的辩护任务。[13]在起草者看来,民刑诉讼中的法律援助主要是为保护当事人的权利而设,这种认识基本符合国外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水平。国外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慈善事业、个人权利保护、福利制度三个阶段,20世纪初正处在第二个阶段。上述清末诉讼法草案是在学习模仿德国、日本等国诉讼法的基础上形成的,起草者的认识和草案的内容大致与国外同步,因而比较重视对当事人的权利保护。这3部草案的出现,说明在《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颁行之后,清朝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过程仍在继续,西方国家的先进制度已陆续进入中国。
    
    
    
    二、民国时期法律援助制度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
    
    
    
    民国时期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时期,法律援助制度在这一时期有明显的发展,到1940年代,大体形成了完整的系统。
    
    1、民事司法中诉讼救助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民国初年,仍按《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的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实行对贫困者减免诉讼费的制度。由于《章程》的内容比较简略,不易操作,因而民国政府又在其他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对这一制度作了一些具体规定。民国2年11月(1913.12),北京政府颁布了《民事诉讼费用征收规则》,其第17条规定了声请诉讼救济的手续及暂免之费用判决后的缴纳原则,末尾还列举了声请救助状的式样。[14]民国3年4月(1914.5),大理院公布了《大理院民事讼费则例》,其第5章为“诉讼救助”,共8条,分别规定了大理院受理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声请诉讼救助的条件和方法,诉讼救助的效力,撤销诉讼救助的条件、程序及后果等,是当时实施的法规中关于诉讼救助最详细的规定,但仅适用于大理院办理的案件。[15]
    
    此外,大理院还通过制作判例和解释例的方式,对有关规定予以补充。如大理院民国5年抗字第25号判例规定,“因检証而预纳之费用,系属诉讼费用之一种,将来仍须由败诉人负担,若当事人无力预纳,儘可依法声请诉讼救助,不得遽行声明不服。”[16]大理院民国7年第852号、901号解释例规定,未缴诉讼费亦未在审判衙门规定期限内补缴或声请救助之控告人或上诉人在控告或上诉因此而被法院撤销后,于20日内补缴诉讼费或声请救助者,仍应受理。[17]同年916号解释例规定,在大理院修改讼费则例期间,遇有声请救助案件,应嘱托原审代为调查是否无力缴纳有关费用并持有所须具保手续。[18]这些都是对《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和讼费章程的补充。
    
    因而在民国初期,有关诉讼救助制度的法律规定是比较零乱的,其内容也不够完整。这种状况到民国10年(1921)广东军政府公布实施《民事诉讼律》后,才有较大的改变。《民事诉讼律》是中国第一部正式颁行的民事诉讼法,系在清末《民事诉讼律草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草案》中关于诉讼救助的规定几乎全部保留,颁布后施行于广东军政府控制的西南各省。第2年,控制北方地区的北京政府也将清末《草案》经修订后公布施行,更名为《民事诉讼条例》,该条例也保留了《草案》中关于诉讼救助的大部分内容。南京政府建立后,又于民国19年(1930)颁布了《民事诉讼法》,民国24年(1935)颁布了新《民事诉讼法》,并于民国34年(1945)修正公布,其中都有关于诉讼救助的专门规定。此外,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还颁布了一些新的民事诉讼费用法规和关于非讼事件收费的规定,里面也有涉及诉讼救助的内容。
    
    与民国初期相比,民国10年以后诉讼救助制度主要有以下变化:⑴ 有关的立法较为集中系统,此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救助皆设专章或专节,条文都在9条以上,最多者达16条,[19]从而消除了以往立法上的混乱,使得制度的发展趋向系统完整。⑵有关法律的文字表达和条文安排趋向精确合理,特别是修正后的新民事诉讼法,其用语与现代已几乎没有差别,显示了这方面立法的成熟。⑶声请诉讼救助的手续有所放宽。民国初年声请诉讼救济须有人作保,声请时须持有具保手续,《民事诉讼费用征收规则》和《大理院民事讼费则例》都有此规定。[20]民国11年后有所改变,这一年公布的《修正诉讼费用规则》规定,声请救助之当事人如能释明无法取得具保手续,且确实具备获得救助之要件,法院也可准予救助。[21]而新《民事诉讼法》和民国30年(1941)颁布的《民事诉讼费用法》则进一步取消了这一限制,仅规定申请人须释明请求诉讼救济之事由,并规定此项手续可由受理法院管辖区域内有资力之人出具的保证书代替,从而简化了申请手续。[22]⑷ 救济范围有所扩大。民国19年(1930)颁布的《非讼事件征收费用暂行规则》规定,非讼事件征收费用,准用民国11年公布的《修正诉讼费用规则》第3条至第18条的规定。[23]后者的第18条,就是关于诉讼救助的规定。《修正诉讼费用规则》也规定其第18条於非讼事件准用之。民国33年(1944)公布的《非讼事件征收费用暂行规则》再次规定,非讼事件准用《民事诉讼费用法》第26条关于诉讼救助的规定。[24]总之,到1940年代,民事司法中的诉讼救济制度已发展到较为成熟的程度。
    
    2、刑事司法中公派辩护人制度的形成与演变
    
    中国近代公派辩护人制度实行得较晚,虽然清末《刑事诉讼律草案》中已有关于这一制度的规定,但由于这个草案迟迟没有颁行,再加上律师辩护制度不健全,因而民国初期这一制度仍未实行。至民国9年(1920),北京政府司法部认为有关的条件已经具备,遂以训令决定实施这一制度。训令说:“刑事辩护制度所以保护被告之利益,维持审判之公平,故各国立法例,对于重大案件多采用强制辩护之制。即我国刑事诉讼律第316条,亦有详明之规定。[25]现在律师辩护制度业已实行,关于强制辩护之办法,自应一併援用。嗣后,刑事案件被告应科二等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若未经选任辩护人,或所选辩护人不出庭时,应由审判衙门为被告指定辩护人,以昭慎重。”[26]
    
    第二年,为满足当时之需,广州军政府将清末《刑事诉讼律草案》略加修正,在西南各省施行;北京政府亦颁布《刑事诉讼条例》,第2年起在全国施行(实际只在北京政府控制区域内有效)。《条例》规定,初级审判厅管辖的第一审案件於起诉时未经选任辩护人者,审判长可依职权为被告指定辩护人;地方审判厅管辖的第一审案件於开始预审时未经选任辩护人者,预审推事可依职权为被告指定辩护人,其中可能处3年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必须予以指定辩护人;高等审判厅管辖的第一审案件於开始预审时未经选任辩护人者,须由预审推事为被告指派辩护人;辩护人均从律师中指派;指派辩护人后如被告或其亲属自行选任了辩护人,应将指派辩护人撤销。[27]关于指派辩护人的条件规定得比较细致,审判机关对有些案件是否给予指派辩护人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除基本法律中的有关规定外,大理院的判例和解释例中也出现了这方面的内容。如民国10年上字第418号判例规定,应置辩护人之案,若被告委任的律师未出庭,亦可指定辩护人;9年统字第1388号、1439号解释例规定,在衡量是否应给被告指定辩护人时,应以检察厅起诉书所认之法定刑为准,上诉案以原判宣告刑为准;10年统字第1646号、13年统字第1895号解释例规定,地方审判厅第一审案件应给予指定辩护人而未予指定者,有关司法人员即属违法,应置辩护人之案如无委任辩护人或不指定辩护人,可据以成为上诉的理由;等等。[28]
    
    这些规定的出现,说明公派辩护人制度已基本形成。南京政府成立后,继续实行这一制度,并有所调整,其最大的变化是改变了公派辩护人的来源,建立了公设辩护人制度。民国17年(1928)颁行的《刑事诉讼法》将公派辩护人由律师改为公设辩护人,[29]民国24年(1935)颁行的新《刑事诉讼法》继续采取公设辩护人制度,规定对于最轻本刑为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高等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案件,其未经选任辩护人,或选任辩护人於审判期日不出庭者,审判长应指定公设辩护人为其辩护,其他认为有必要指定辩护人的案件,亦指定公设辩护人为被告辩护。[30]为了实施公设辩护人制度,南京政府于民国28年(1939)公布了《公设辩护人条例》,29年开始施行。《条例》规定在高等以下各级法院所在地置公设辩护人,公设辩护人应在现任司法官员中择优选任,受该管高等法院院长监督;在刑事诉讼中,除按刑诉法的规定指定公设辩护人外,被告亦可声请法院指定公设辩护人为其辩护,因无资力声请公设辩护人者,法院应为其指定;公设辩护人应在法院内办公,不得收受被告任何报酬,不得担任选任辩护人;公设辩护人独立行使职务,对承办的案件应负诚实处理之责,应尽量搜集有利被告的材料;公设辩护人在薪俸、考绩上比照司法官员对待。[31]民国34年(1945),司法部又公布了《公设辩护人服务规则》,主要内容为对公设辩护人的工作要求,如在法院上班时间准时上班签到,出庭时应着装并坐于律师位置,办案制作文书应署名加盖私章,每月须就所办案造表呈报,以及办理案件准用刑事诉讼法关于推事回避的的规定等。[32]
    
    采用公设辩护人制度,有助于提高公派辩护人的辩护质量。比较熟悉当时情况的谢振民先生在其所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中说:“我国自实行指定辩护人制以来,遇有道德高尚富有责任心之律师,对于指定案件尽心辩护者固不乏人,然因无相当报酬,而敷衍塞责者,实居多数,既无利于被告,且有拖延案件之虞,故一般舆论,均认此种制度应予纠正,故公设辩护人制实有采用之必要”。[33]可见,公设辩护人制度是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为纠正司法中存在的弊端而实行的,它的出现体现了刑事司法中公派辩护人制度在中国的发展。
    
    3、律师制度中贫民法律扶助制度的形成
    
    中国自清末开始孕育律师制度,至民国时期各项具体制度逐渐形成。民国元年颁布《律师暂行章程》,对律师资格、证书、职务、义务,律师公会及律师的惩戒等作了系统规定。此章程屡经修订,至民国16年(1927),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律师章程》,此外还制定了一些有关律师的单项法规。但民国前期律师制度中关于法律援助只有一项简单规定,即律师非证明其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法院指派的职务。[34]这里所说法院指派的职务,是指民、刑诉讼法规定的担任民事案件中受诉讼救助人的代理人和刑事案件的指定辩护人,因而这是一个与民、刑诉讼法配套实施的规定。
    
    至民国后期,出现了律师制度中最具有法律援助性质的贫民法律扶助制度,这项制度要求律师有组织地无偿为贫民提供法律服务。民国23(1934)年,南京政府司法部批准了中华民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公会附设贫民法律扶助会暂行规则》,作为实施贫民法律扶助的基本规范。贫民法律扶助会是设置于各律师公会中的法律援助组织,该《规则》规定,贫民法律扶助会以对贫苦无资力的民众无偿予以法律上之扶助为宗旨,其任务是为贫民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问、证明法律关系、办理正当的诉讼事务;凡因贫苦请求给予法律扶助者,应取具地方自治团体或慈善团体或该管职业团体及其他法定团体说明其贫苦实况的保证书,作为证明;贫民法律扶助会的各会员轮流值日,在各该管律师公会办理扶助事件,对其应予扶助事件应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对于请求扶助人不得收受或要求任何报酬,其违犯纪律者由各该管律师公会惩戒。[35]
    
    民国30年(1941),司法部又公布了《律师公会平民法律扶助实施办法》,将扶助对象由“贫民”改为“平民”,规定律师公会承担平民法律扶助的事项为解答法律疑问,办理民刑诉讼案件及非讼事件;办理平民法律扶助事项的必要费用由律师公会负担;平民请求法律扶助,以无资力负担律师酬金者为限,必要时须出具相应的证明书,其明显无理由者可经律师公会理事会决议拒绝;律师承办平民法律扶助案件和非讼事件应遵守律师法及律师公会规则,并由律师公会理事会监督;律师公会应每月将有关情况列表呈报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转呈司法部,其办理平民法律扶助事项成绩优异者由司法部给予奖励,不力者由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送请惩戒。[36]与这些规定相配套,民国30年颁布的《律师法》也增加了法律扶助的内容,该法除关于律师义务仍规定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法院所命职务外,还规定律师公会章程应规定平民法律扶助的实施办法。[37]通过这些立法,基本建立起了与当时的日本水平较为接近的贫民法律扶助制度。
    
    
    
    三、结语
    
    由以上考察可知,早在20世纪初,随着清末法制改革的展开,体现近现代法制文明的法律援助制度就已开始进入中国。虽然当时有关的具体制度大多尚未实施,但作为一种新的开端无疑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民国时期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尽管战争频仍,政局混乱,来自世界先进国家的法律援助制度还是在中国扎下了根基,并多少带上了一点本土气息。保存在各图书馆和其他文献收藏机构中的大量资料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对于这样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不能视而不见。承认并挖掘利用中国近代所积累的法制成果,无论对于培养国民的民族自尊心还是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法制建设,都是有益而无害的。
    
     (原载《法律史论集》第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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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法律援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援助是指对行使权利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的各种帮助,包括国家司法机关、律师及各种社会组织提供的帮助,也称司法救助;狭义的法律援助仅指由律师提供的帮助。本文使用的是广义的概念。
    
    [2] 《大清光绪新法令》 第19册。
    
    [3] 草案第71条。
    
    [4]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图书馆藏该章程印本。
    
    [5] 《章程》第119条规定:“本章程施行期间,自各级审判厅开办之日为始,俟法院编制法及民事刑事诉讼法颁行后,本章程即停止施行。”
    
    [6] 《大清光绪新法令》 第15册。
    
    [7] 《大清光绪新法令》 第15册。
    
    [8] 《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第152条~167条。修订法律馆印本。
    
    [9] 该草案是与当时未颁行的《大清新刑律》配套制订的,因而此处所说二等有期徒刑应是指《大清新刑律》规定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0] 《刑事诉讼律草案》第316条~318条。见商务印书馆印《中华六法 • 刑事诉讼律》民国11年版。
    
    [11] 《章程汇存》(清末石印本,无编者氏名),第5册。
    
    [12] 修订法律馆印《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第2编,第72页。
    
    [13] 商务印书馆:《中华六法 • 刑事诉讼律》民国11年版,第140页~142页。
    
    [14] 《法令辑览•司法》。
    
    [15] 《法令全书》,民国3年,第2期。
    
    [16] 大理院编《大理院判例要旨汇览》,民国15年版,第一卷。
    
    [17] 大理院编《大理院解释例要旨汇览》,民国8年版,第一卷,第63页。
    
    [18] 大理院编《大理院解释例要旨汇览》,民国8年版,第一卷,第63页。
    
    [19] 各法关于诉讼救助的章节及条文数目如下:《民事诉讼律》,第2编第7章,16条;《民事诉讼条例》,第1编第2章第8节,11条;《民事诉讼法》,第1编第3章第4节,9条;新《民事诉讼法》,第1编第3章第3节,9条。章节名称皆为“诉讼救助”。
    
    [20] 《民事诉讼费用征收规则》第17条:“诉讼费用起诉人无力缴纳请求免收时,须另具声请救助状,加取铺保或户邻切结呈由该衙门核准后,方予免收。《大理院民事讼费则例》第27条:“当事人若因支出上告审所需讼费致自己或其家族窘于生活并取具确实铺保或户邻切结者,得连同保结提出声请状於原高等审判厅转送本院或径呈本院”。皆载《法令辑览•司法》。
    
    [21] 《修正诉讼费用规则》第18条。《现行六法全书》,上海法学编辑社民国21年版。
    
    [22] 《民事诉讼法》第109条;《民事诉讼费用法》第26条。皆载会文堂新记书局印《袖珍新六法》,民国36年版。
    
    [23] 《规则》第5条。《现行六法全书》,上海法学编辑社民国21年版。
    
    [24] 《规则》第5条。《袖珍新六法》,会文堂新记书局民国36年版。
    
    [25] 此处所说“刑事诉讼律”,即清末所拟《刑事诉讼律草案》。
    
    [26]民国9年司法部训令第542号。载《中华民国六法理由判解汇编》第5册,会文堂新记书局民国23年版。
    
    [27] 《条例》第177条~180条。《中华六法•刑事诉讼条例》商务印书馆民国24年版。
    
    [28] 皆见《中华民国六法理由判解汇编》第5册,会文堂新记书局民国23年版。
    
    [29] 该法第170条~172条。《现行六法全书》,上海法学编辑社民国21年版。
    
    [30] 该法第31条。《袖珍新六法》,会文堂新记书局民国36年版。
    
    [31] 《中华民国六法理由判解汇编》第6册。会文堂新记书局民国37年版。
    
    [32] 《中华民国六法理由判解汇编》第6册。会文堂新记书局民国37年版。
    
    [33] 该书第1020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4] 《律师暂行章程》第17条,《法令辑览•司法》。《律师章程》第15条,《中华民国六法理由判解汇编》第5册。
    
    [35] 《中华民国法规汇编》23年辑,第8册。
    
    [36] 《司法法令汇编》第4册。上海法学编译社民国35年版。
    
    [37] 该法第14条。《袖珍新六法》,会文堂新记书局民国36年版。